《紐約客》的報導指出，兒少心理健康每況愈下，恐怕不能簡單歸因於智慧型手機。
心理學家彼得．格雷（Peter Gray）在新書《找回童年（Restoring Childhood）》中描繪出這樣一幅圖像：現在的孩子，行程被排得滿滿的，時間多半耗在學校與各種安排好的活動裡，身邊隨時都有大人盯著。手機只是管理行程的工具而已。
格雷做了一個換位思考的比喻。如果大人出門得隨身帶著定位裝置，回家後要向誰報告行蹤，在公司講話或上廁所都得先取得許可，甚至連工作都得帶回家繼續做，多數人恐怕都會覺得，這樣的安排比較像監控。而在富裕的西方社會裡，不少孩子的日常，其實已經跟這個假設相去不遠。報導引用的一項全國統計顯示，1971年時，英國有86％的國小學童被允許自己走路上下學，到了2010年，這個比例只剩25％。
再者，公園與街頭巷弄裡，那種讓孩子自己找玩伴、自己訂規則的空間逐漸消失，運動變成由大人主導、有系統可循的競賽項目，學校的上課天數與功課量持續增加，下課時間卻愈縮愈短。格雷做的全國調查也發現，孩子自己認定的最大壓力來源，排名第一的是學校跟課業，手機遠遠排在後面。
限制手機使用確實有一定效果，但報導也提醒，這個效果相當有限，手機或許反而是這個處處受限的世界裡，少數還留給孩子自主往來的社交空間。單純把手機收走，其實對於增加童年經驗無益。或許這樣的邏輯放到組織管理上似乎也成立，若把成員的行動範圍管得愈死，愈容易磨掉他們原本該有的判斷力與主動性，管理者卻常常誤以為，這麼做是出於保護與績效，但通常事與願違。
關於手機使用限制的討論一直很熱烈。或許同樣值得思考的，是怎麼還給孩子一段不受大人目光監督的時間，讓整個社會重新學習，接受孩子偶爾犯錯、跌倒一下也無妨。